永远怀念周总理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个转折的关头，从而决定终生事业的成败。在科学道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果，便是在几个人生的关键时机得益于周总理的教导和直接的帮助。

1956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制定科学远景规划。我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前身）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工作。更令人兴奋的是，周总理亲临大会，在听取了规划工作汇报后向我们做了意义深远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他的风采和学识令我敬佩不已。这次讲话他没有讲稿，他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阐述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问题，不仅高屋建瓴，而且切中肯綮。他提出的“从学科出发”搞发展规划的思想，完全符合现代科学自身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给我们制定规划的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在周总理的指导和鼓舞下，我和唐敖庆同志共同为化学学科发展规划的起草做了许多“戴帽”、“穿靴”的工作，也是从这时起，受周总理的启蒙，我开始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带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从而受益匪浅。我的许多科研成果便是运用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结果。

1962年2月，我国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准备在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的基础上再订一个科技十年发展规划。此时距上次科技工作会议虽然仅是六年时间，但国内却发生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等大事。会议是在广州召开的，党和国家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来自科技前沿的人，超标准地用3元一天的伙食招待我们，这在自然灾害的阴影还没有散去的时期是很高的，我们理解到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内心备感温暖。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再一次聆听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周总理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深刻的阐述，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讲话打动了会场上每一个人的心，听者无不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就如春风吹絮一般，胸臆中的一切块垒都随风而去。我也同样受到极大的鼓舞。会后，我又与唐敖庆、徐光宪、吴征铠等化学家一起起草了《物质结构规划初稿》，并根据这个新的规划，在我所主持的中科院物质结构研究所里竭尽绵薄之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令人慨叹的是，在周总理关怀下制定的科技十年发展规划仅进行了四年便因“文化革命”中断了。我的研究课题被取消，我被当作“反动权威”剥夺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被勒令去打扫厕所。看着自己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结构化学基地几近毁灭而又无能为力，我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不过，我没有失去信心，因为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总在我耳边回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立即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企望用科学拯救和振兴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1949年解放前夕，我曾冒着危险多方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先后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我坚信自己是周总理所说的“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我被“监管”期间，我将厕所打扫得非常干净，令各方满意，其实这正是我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

大约在1969年秋，当时的“革委会”突然宣布解除对我的“监管”，让我出来做些科研工作，后来得知这是周总理的指示。周总理在接见从美国回来的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谈到我时，问作陪的方毅同志：“卢嘉锡在什么地方？”方毅回答说：“在福州的‘牛棚’里。”周总理很快派人打电话给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请他马上通知物构所解放我。当我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对周总理的感激是语言难以表达的。那时我年富力强，正是出成果的时期，如果不是周总理对我的解救，年华逝去，对国家和我个人的损失是无法追补的。

出来工作后，为追回失去的时间，我加倍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在几年里相继提出了“福州模型I”、“福州模型II”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理论模型，此成果比研究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其它国家早了一二十年。在这之后我又在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组织和指导了“中国牌”的新型非线性光学晶体BBO的研究，取得了惊动全世界的研究成果。